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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訴法修正草案翻修審判監督程序求解申訴難 業內人士稱未明確再審次數“終審不終”難杜絕

發布時間:2011/11/8 | 點擊次數:4230 | 上一條 | 下一條

 “申訴難”、“再審難”、“翻燒餅”(歷經多次審理的案件)……近年來,社會輿論對民事審判監督的責難不絕于耳。為改變這一現狀,剛剛公布的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對審判監督程序進行了新一輪翻修。

  “草案對于合理疏通申請再審救濟途徑、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合理配置各級法院審判職能、改善和加強法律監督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第二庭審判長張繼軍11月3日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申請再審部分“上提一級”

  1991年民訴法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的,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2007年民訴法修改時,將“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修改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這被看成申請再審“上提一級”。

  此后,再審案件在法院系統的分布發生重大變化:這類案件在基層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基本沒有了,而成為高級法院的主要工作,最高法也不得不把大量精力從審判指導轉向投入到實務審理。

  “實踐表明,‘上提一級’既不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最高法職能發揮,也加大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訴訟成本。”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直言。

  此次民訴法修正草案做出新的修改,將“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修改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發生在公民之間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張繼軍認為,由“上提一級”恢復為“部分上提一級”,能夠減輕目前已不堪重負的高級法院、最高法的壓力。他說,發生在公民之間的案件占所有民事申請再審案件中的絕大部分,而該類案件申請再審的原因,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當事人自身對法律的理解有偏差,由原審法院在再審審查中多做法律釋明工作,對化解矛盾具有積極作用。

  明確當事人申請抗訴條件

  以往,檢察機關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唯一的法律手段就是抗訴。而由于抗訴權“上提一級”,基層檢察院沒有抗訴權,導致越往上抗訴負擔越重,形成“倒三角”狀抗訴案件辦理結構。

  為解決監督實踐的需要,民訴法修正草案明確規定,地方各級檢察院可以對同級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以此間接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湯維建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同級抗”的制度愿望,也發揮了基層檢察院的基礎性作用。

  另一個讓人撓頭的問題是,實踐中不少當事人既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又向人民檢察院提請抗訴。

  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人民檢察院民行科科長劉曉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實踐中,經常發生檢察機關提請抗訴后,文書送到法院,才知道法院也正在審查,決定再審該案。有時還會發生,當事人到檢察機關申訴,檢察機關認為不符合抗訴再審的條件,當事人又到法院申訴,法院立案再審的情況,損害了訴訟監督程序的嚴肅性。

  基于此,民訴法修正草案增加規定,在3種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再審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人民法院駁回再審申請的;人民法院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的;再審判決、裁定有明顯錯誤的。

  再審不限次或致終審不終

  司法實踐中,濫用申訴權和“申訴難”一樣客觀存在。有借申訴拖延執行或逃避生效裁判的,有借申訴上訪讓政府解決與訴訟完全無關的困難的,還有借申訴搞訴訟“加塞兒”的。

  張繼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頻繁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弊端很多,不僅嚴重浪費司法資源、消解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影響司法權威,而且會使社會關系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

  湯維建也提出,對現行再審制度的修改,要遵循兩個目的:既要有效地疏通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渠道,也要對當事人申請再審進行必要的規范和引導,防止濫用申訴權,避免有的當事人無理纏訴。

  草案顯然也考慮到了這種情況,明確規定:經人民檢察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人民法院再審的,當事人不得再向人民檢察院申請再審檢察建議或者抗訴。

  兩位業內人士都認為這樣的規定對于解決一些當事人反復纏訴、“終審不終”的問題,雖然有一定的作用但遠不徹底。他們都主張明確規定再審次數的限制。

  湯維建的觀點是:申請再審的當事人就同一民事案件向同一人民法院只能申請再審一次;上一級人民法院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的,對同一個案件,只能指令再審一次;最高人民法院再審的案件,當事人依然不滿的,不得再次提出再審申請,而只能向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申請。

  張繼軍則主張,無論什么情況,再審應以一次為限。

  建議明確依職權再審標準

  2007年民訴法修改時,第179條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作出了細化的規定,同時保留了第177條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的標準——發現確有錯誤。

  “調研表明,這一標準存在著多方面的缺陷。”湯維建解釋說,“確有錯誤”的標準不符合實際情況,因為法院依職權發動的審判監督程序,并非都進行改判;“確有錯誤”的標準不符合審判邏輯和規律,它應當是再審的結果,而不是再審的前提;這也不利于當事人服判息訴。

  張繼軍也認為這一標準太過含糊,在實踐中與因當事人申請而再審的界限并不明確。他建議草案對此限定為“原審實體處理顯著不當”,排除對因程序違法、適用法律錯誤以及實體處理雖有不當但對當事人權益影響不大的案件。此外,他提出民訴法第179條仍有進一步細化的必要,如對新證據的標準應當作出適當明確。

  湯維建則提出兩個修改建議:對人民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程序的事由具體化,將其與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和檢察院抗訴的事由統一起來;對人民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程序的標準進行修改,以“可能錯誤”的標準取代“確有錯誤”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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